近日，晨兴资本董事总经理刘芹接受了新京报寻找中国创客的采访，大聊晨兴的投资风格、策略和愿景，表示创业者不仅要有远大的抱负，还要具备传教士能力，而VC真正的使命是解放人、释放人、以及承认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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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得少”内心也受煎熬
新京报：晨兴做投资，有没有什么口诀？
刘芹：晨兴投资的口诀是长考、少投、精做、长期。长考，长期思考；少投，投资数量不是那么多；精做，投后的工作做精；长期，所有投资都是以长期的视角来做最终的判断和依据。
新京报： 有人称你为投资界的狙击手，“少投、精做”的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
刘芹：少投让我们可以和投的每个项目都保持非常深的互动关系和信任感，通过精做我们也确实能帮助公司取得成长上的突破；这种方法劣势就是很容易焦虑，当看到同行又投了很多成功的项目时，依旧坚持少投资就会遇到自身内心的煎熬。
新京报：会不会因为你们太谨慎，导致好项目被决策快的基金抢走？
刘芹：长考不等于决策慢。我们可能对一些方向的思考长达三年，也正是因为对一个行业长期的思考和关注，当真的有好项目来的时候，我们的决策速度可能是超快的，此外，我们和创业者保持一个很长期的互动，有些创业者和我们认识可能都超过七八年，他们来找我们往往很长时间就是在一起探讨怎么做，投资的意向其实很早就已确定了；此外，有一些90后创业者，虽然年轻，只要方向对了，我们也很愿意投。VC的使命是解放人的价值新京报：晨兴资本在投后服务上，和其它投资机构有什么不同？
刘芹：我们并不把投后管理当成一个专门的部门或者让专人去做，我认为每一个投资人、合伙人、投资经理都应该是投后管理的第一推动力。
很多投资机构要为创业者提供保姆式的关怀，我们不是保姆，保姆式关怀是对创业者的一种侮辱，能拿到晨兴的投资的创业者绝对不是一个婴儿，我认为他们都挺强悍的；同时，我也觉得创业者挺孤独的，他们虽然很强，但也需要非常多的帮助，我们要成为真的能懂他们，能够为他们提供帮助的人。
新京报：大家都说创业者孤独，你觉得投资人孤独吗？
刘芹：我们这种投资的方法，内心是挺煎熬的，煎熬是孤独的另一种形式。中国社会、经济要往前发展，流动性是一个国家能够成熟健康发展的一个根本要素。创业投资是创造和催化社会流动性的重要方式。
创投机构在不停地寻找社会上系统性的痛点，再解决社会上的一个大的问题，提升效率，创造中国新一代的跨国公司。消费升级的背后不是生产奢侈品，而是制造业的升级，品牌的升级，工业链的升级，研发的升级，创投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做很多事情。
新京报：这就是你说的投资人的使命？
刘芹：VC真正的使命是解放人的价值、释放人的价值以及承认人的价值。没有VC之前，谁会给创业者钱呢？一个人出来创业，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给很高的议价，这个议价本质上是对人价值的肯定。当然，这个价值的背后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回报作为支撑，而巨大的商业价值回报潜力往往和社会里进步性因素是紧密挂钩的。此时，好的投资者和创业者的使命感就联系在一起了，都是促进社会进步。创业者要具备传教士能力新京报：晨兴资本最看重创业者的哪些素质？
刘芹：首先，最看重他们创业的动机，我们要找那种有远大抱负的人，那种很纯粹的创业者；其次，创业者要具备传教士能力，能吸引到优秀的人和他一起创业。我觉得通常优秀地创业者身上都有一种使命感，他能把这种个人的成就和改变未来的使命感联系起来赋予在自己身上，然后去感染身边的人。
新京报：作为小米的投资者，你觉得雷军具有传教士的能力吗？
刘芹：当时，中国的制造业面临消费升级，需要创造新的跨国公司。以前我们做的山寨手机，成了世界现象，小米提出做国民品牌，就是改变中国制造业低端山寨的形象，他想做一个真正的好东西，真正能代表中国制造业的品牌形象。
新京报：网上传言称雷军决定创立小米时，和你打了12个小时的电话，真的假的？
刘芹：真的，我们从晚上九点打到第二天早上九点多，确实有12个小时。他从金山CEO的位置辞职时，我就知道他内心深处还是想做一件对得起自己的伟大的事情，这种内心的很强的驱动力，就是他的使命感。雷军有一点特别让我感概，他对创业抱有相当的敬畏之心和成熟的心态。
就项目本身而言，小米的崛起是十年一次的产业机遇，我们一直都不认为小米是一个纯手机硬件公司，它其实是一个互联网用户公司，手机只是一个载体，最终要塑造的是一个生态。新三板急需建立市场评估机制新京报：你曾说新三板市场鱼龙混杂，你认为新三板市场主要有哪些问题？
刘芹：首先，现在中国股市存在做假账、做概念等问题，很多没经验、没知识的个人投资者都是跟风，那些真正有核心竞争能力的公司反而得不到追捧，这是劣币驱逐良币，新三板需要尽快引入专业力量来评估公司的优劣；
其次，现在新三板还是挺鱼龙混杂的，要通过市场的示范效应培养好的投资理念。美国拥有诚实的资本市场是因为他们有一群强大的“看门狗”，如果你的股价不合理地高，就会有人出来做空。投资人如果做了操纵市场的事情就会被打压。
新京报：政府和市场在这里分别扮演什么角色？
刘芹：政府作为监管方，是良善的规则的制定者，应该是鼓励向善的，对广大投资人的教育不应该像保姆一样去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得让他自己去实践；
市场应该鼓励一些适当坏的、有示范效应的东西，让投资者去建立真正好坏的标准。这其中可以有很多新做法，比如晨兴资本投过的雪球财经，用互联网社交化的产品和技术聚集了全社会的这种真知灼见的力量，帮助中国的资本市场建立对公司的评价。资本回暖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新京报：2014年―2015年，市场上投资机构、投资人的数量激增。你觉得天使投资市场中有没有泡沫？
刘芹：现在市场出现大量的并购说明竞争过分激烈，要通过并购的方式来减少竞争。如今这个市场，投机性的东西太多，项目估值这么高，肯定是有些泡沫性的成分；但是从中国经济发展本身所需要创业投资的力量来讲，需要一定的热度来刺激。不过我们需要更多成熟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
新京报：你觉得这一轮 “资本寒冬”能把泡沫挤掉吗？
刘芹：现在还在挤的过程中，现在的市场，大家已经比以前理性多了。不同市场的传递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和滞后期，通常是二级市场先冷下来，传递到VC、PE需要3-6个月，再往前传递到天使投资市场又需要3―6个月。
新京报：那你觉得资本市场什么时候会再迎来“春天” ？
刘芹：现在的全球化面临着结构性调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也面临这种大格局的调整，这个过程不是短期内能一蹴而就的，需要足够长的一段时间去逐步完成。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经济回不到很高速的增长状态了，在此背景下，我觉得金融市场或者资本市场波动性肯定会比以前更大，而且波动的周期越来越频繁，但很难预测资本市场什么时候回暖。
Q&A新京报：你觉得2015年整个投资界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
刘芹：第一，投资市场过度繁荣，出现了一些泡沫；第二，出现了很多新生代的创投者。
新京报：在世界范围内，你最敬佩的投资人和创业者分别是谁？
刘芹：我觉得美国一流的创投基金都还蛮值得钦佩的，不光是投资成绩的问题，他们还完成了基金一代、二代和三代的传承，长期地保持了在投资上的成绩；我最敬佩的创业者是雷军，他使我看到了一个优秀企业家身上的一些可贵的品质，促发我们去思考怎么能够去识别、挖掘优秀的创业者，以及和他们建立长期的联系。
新京报：目前你最看重的前沿技术是什么？
刘芹：在技术革新上，中国正在面临一个产业的低潮期，人工智能、AR、VR等都还在孕育，现在正在处于潜伏期，我们在等待下一轮科技革命的爆发。
新京报：你认为2019年的创投风口在哪里？
刘芹：在经济周期性动荡的背景下，我们比较看重反周期性的机会，比如教育、媒体娱乐等。
新京报：如果脱离当年你所从事的工作，你最想做什么事情？
刘芹：我骨子里喜欢创造一个东西，也许我会去做一个产品经理，这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